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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九 学问与知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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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重言学问,西方人重言知识。学问乃求取知识之工夫,知识则学问获得之成果。西方人重功利,故重知识成果。中国人重道义,故重学问工夫。此又中西文化歧异一要点。

但学问则人人可同,知识则各别相异。故西方人求知识必求标新立异,出奇致胜。我之所知所有,当为他人之所不知所无。亦如商品,只此一家,别无分出,乃可广事推销,多获赢利。此乃为自己谋,非为他人谋。商品出售,果于购买者有真利实益与否,此为商人所不计。古希腊人谓知识即权力。近代美国哲学家杜威谓知识当如一张银行支票,可向银行兑现,始有其意义与价值。

今日为知识爆破时代,然而社会不安,国际动荡,人生祸乱丛起,亟亟不可终日。几于知识愈进步,而人生愈堕退,此实一至为明显之事。如自然科学中之天文学,自哥白尼与伽利略发明了地球绕太阳转,非太阳绕地球转,太阳与月亮非可相等并视。此已为人类知识开示出一正确观点,于日常人生有大贡献。但继此而进,直至今日,太阳系外之无数星云,以及太阳系内环绕太阳之各恒星,如火星土星之类,其种种知识,究与当前人类祸乱具何关系,有何挽救,岂不如河汉之不相涉。然而西方科学家,积数百年来对此方面耗费了大量心力财力,旦夕以求。天文知识日进无疆,而此辈知识分子,竟不肯稍回头来,先求解决了当前危机,再向此无限知识界探求。岂不如一企业家,只求自己商品推销,更不在当前经济危机上暂时有所措意,一色无异。

又如生物学发明了人类演进来源,此于当前人类日常生活之应有知识上,亦有相当效益。继此而进,世界生物何限,下至深海底,上及太空界,千俦万品,一一探索,此亦尽成为一种知识。但对人类当前危机究何关系,则亦置而不问。

自然科学界如此,哲学亦然。其实西方哲学知识亦从自然科学知识中来。自然知识无穷,斯哲学构想亦无穷。即如西方宗教,实亦是一种知识。唯耶稣为一上帝独生子,有关上帝天堂灵魂种种知识,只有耶稣得知。其他人只得对耶稣有信仰,不得在耶稣以外有知识发现。纵使自然科学乃及哲学有种种新发现,新解脱,但信仰自信仰,仍可各不相牵涉。此亦如公司产生商品,各自牟利,互不相关。

中国人则不然。知识是各别的,而学问则是共同的。中国人奖励人教导人去学问,却不在知识上来过分求分别。故中国人只称学人、学者、学士,却无知识分子一称呼。孔子自称学不厌,教不倦,只自称其学,并以学为教,即是亦教人学。至于学之所得知识方面之高下是非,则属次要问题。此亦犹农业之但问耕耘不问收获,同一意义。

学则必有知。中国人之学,主要在学做人,又更重在行。孔门七十二弟子,最能学孔子者,群推颜渊。颜渊有言:“夫子步亦步,夫子趋亦趋。既竭吾才,如有所立卓尔。虽欲从之,末由也已。”是颜渊主要在学孔子之为人,不在学孔子之知识。而如何为人,乃有其难知难学处。故孔子曰: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悦乎。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。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。”是孔子非不知自己为人有他人难知处,但只求自己为人,非为要人知我。不仅他人不能尽知我,即我亦何从尽知得他人,故孔子又曰:“后生可畏,焉知来者之不如今。”是孔子亦自承对后生有不知,则又焉知后生之必知我。至于行,则有一共同标准。孔子所学在此,其教人亦在此。

此一共同标准,中国人谓之道。道重在行。西方人则言真理,真理重在知。我所知不能尽与人同。亚里斯多德言:“我爱吾师,我尤爱真理。”师弟子间所知,亦不能无分别。与颜渊之称“虽欲从之,末由也已”大不同。故中国人言尊师重道,与西方人言我爱吾师,我尤爱真理大不同。中国文化有传统,一脉相承。而西方知识界则日变日新,师承传统,皆非所重。

中国人重做人,不重知识,故亦不重著书立说,为自己作表扬。中国相传最古书籍有诗、书、礼、易、春秋五经。诗经三百首,作者可考最多只几首,但绝不重要。此三百首诗之编集人,后世亦不知。书经数十篇,不知其作者,亦不知其编集人。易经仪礼,作者亦不知。唯春秋乃孔子作。但孔子作春秋,乃根据鲁史旧文,与自己著书立说亦大不同。然唯此已为中国古代私人著书之唯一例证。

孔子生平教育门人弟子,均出随时告语答问,并未自写数十条作为其授教之纲要,更未尝作一教本。论语所载,皆出其门人弟子所记录。逐条记录者,亦多不知其主名。论语一书之编纂,亦不知出于孔子身后几代谁人之手。墨子亦未尝亲著书。今传墨子书,亦不出于墨子弟子,乃在数传之后。孟子七篇,乃由其门人万章、公孙丑之徒随时记录,或有孟子亲所撰写。然与立意自著书仍不同。

其他先秦诸子,大体皆然。唯道家如庄周老聃,庄子内篇七篇,老子上下篇,当出庄老之亲笔。庄子外杂篇,则不知出庄周后几代谁何人之手。亦不自标姓名,唯传师旨而止。今传诸子书,唯荀卿韩非两人最多自撰之篇。或荀子为楚之兰陵令,老于南方,遂多闭门撰述。而韩非则为韩之诸公子,不以传授弟子为业,故亦多闲居之笔。

最晚如吕不韦,为秦相,广招宾客,编撰吕氏春秋一书。但宾客姓名,亦所不知。西汉初,淮南王亦招宾客著书。宾客姓名略有传,然何人作何篇,则均不可考。周易十传,大、小戴礼记中所收各篇,后世最著名者如中庸大学等,均不知作者姓名。要之,中国人观念,著书乃以传道,非以扬名。道为公,名则私。为社会大群传道,非为个人著作扬名。果图私名,即非公道。孔子曰:“述而不作。”先孔子,鲁国有叔孙豹,有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不朽之说。随时随事所言当于道,后人记述之,其言即不朽。则德功言不朽,皆公非私。孔子所言,由其门人弟子记下,非孔子自立言以求不朽。

故中国古代诸子,皆非私人著书。史籍乃记古人前言往行,与著书自立说不同,故孔子作春秋。但记述前言往行,宜亦有道,其道则在褒贬。孔子春秋虽因鲁史旧文,然笔则笔,削则削,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。春秋有三传,公羊榖梁传其辞义,左氏详其事迹,两百四十年列国君臣前言往行,记载甚备。此皆出孔子以前列国史书,其作者姓名皆不详。司马迁身为史官,承父遗命,作为太史公书。义法一本春秋,是为中国史学界继孔子后著书有主名之第一人。后代史书,始多作者主名。然司马迁自言:“明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。藏之名山,传之其人。”则其书亦为传道,不为自立说自成名。

经史子三种外有集部,今人称之为文学。最早诗经三百首,继之有屈原离骚,乃为中国文学有主名作者之第一人。然屈原忠君爱国,离骚者,犹罹忧也。屈原所忧在楚之君国,亦为公,不为私。离骚外,尚有他篇如九歌等,合称楚辞。屈原弟子如宋玉、唐勒,慕效其师为文,但其地位断不能与屈原相比。高下不在文辞,而在著作之心意。故虽同在楚辞中,意义价值自别。

其他战国时代文学作品有主名可举而获后世之极高评价者,最著如乐毅报燕惠王书。乐毅亦如屈原,忠于燕,爱其君,而遭谗以去。其意亦本不求为一文学家,故其报燕惠王书,乃与文学家自创一文学作品之意义大不同。其次如李斯在秦谏逐客书,与秦国当时政事大有关,其书亦流传,何尝是李斯创意求为文传名。又如其为峄山碑,亦为秦代统一后一政事文件,非私人一文学创作。而李斯亦绝非一文学家,但其作品则列入集部中。

汉初有贾谊作过秦论,此乃其青年从学,对当前史迹有莫大感触所发抒。其上治安策陈政事疏,则对当时政治深思熟虑作莫大之贡献。及其远赴长沙,吊屈原,为鹏鸟赋,则其忧伤国事,感触遭遇,满腔心情所难禁之发泄。凡所写作,皆以一己身世作题材,主要则在性情上,对于国与天下人群有无上之关切,而岂有意于著书立说,为一己之表扬。更岂写为文学,以供他人之娱乐。汇而观之,则亦经亦子,亦史亦集,何尝如近人所想,乃有一套各自分别之专门知识,成为一专门之创造与发明。如贾谊,亦仅以一己之学公之当世。凡中国人之所谓学,经史子集四部大体皆然。

此下演变,同此本源。今不逐人逐书加以详论,姑举其较特出者略为陈说。东汉初王充论衡,人则隐沦,书则网罗以前各家各说,而一一加以怀疑批评,是亦见其知识之广。其人之杰出于俦类,而有近于今人所慕效西方著书立说之所为。近代学人章太炎,乃特加欣赏,谓中国有一王充,可以无耻。其自著书,名国故论衡。同时有国粹学报。太炎意以往陈迹当称国故,不当称国粹,又必一一再加以论定。此见中国古人尚学不尚知,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传统心情已大变。此下胡适之为先秦哲学思想史,不崇一家,不尊一说,所述必加批评,此亦太炎国故论衡之意。至于自著书自立说,则尚待后人努力。

中国之佛教,僧侣仅务传译,不事创作。或谓宗教信仰宜然。其实在印度,释迦以后,佛教僧侣多自著书自立说。中国僧侣则述而不作,亦如儒家。传译以外,则加阐说。同时五经有义疏,注外加注,此一风气亦受当时佛门之影响。隋唐以下,天台华严,中国僧人亦自成宗派,然不自创经典,仍据传译某部经为之会通阐说而止。同时有禅宗,则不立文字,仅有口说,受者写为语录。说者谓语录乃禅门之新创,实则如论语,亦即孔门之语录。唯六祖坛经乃用当时通俗白话,与论语雅言有别而已。是南北朝隋唐之佛徒,可谓仍不失中国学人传统。

唐韩愈以提倡古文名,自言:“好古之文,乃好古之道。”又以己之辟佛自比于孟子之拒杨墨,毅然以师道自居,而曰“并世无孔子,愈不当在弟子之列”。是韩愈以孔门之传道者自任,非有意自创为一文人。唯道之所在,身家国天下,出处进退,一饮一宴,一会一别,一死一葬,随时随地,随人随事,一吟一咏,一章一篇,皆以见道,亦即如著书立说。韩柳然,李杜亦然,其诗其文,皆以传道。后人乃以诗人文人目之,宁待必自编一传奇,自创一剧本,乃始得以文学家成名。

宋代欧阳修承继韩愈,倡导为古文。然欧阳说诗说易,作为新五代史新唐书,其学亦经亦史,其集即亦自成一子。经史子集四部之学,已兼有之,亦岂求为一文学专家。同时有曾巩、王安石、苏洵、轼、辙父子,其学其人,大体皆然。此等皆为中国之学人,与今世之所谓文学家知识分子有辨。

理学家起,周濂溪作为易通书,大旨在说易,亦所谓信而好古述而不作。张横渠著正蒙,书名亦本之易,大旨仍在阐说古经典,非为自著书自立说。二程兄弟,广传弟子,其学更见在其门人弟子之语录。伊川生平唯著易传一书,仍在阐说古经典。明道则无之。

南宋朱子,集周张二程理学之大成。著书说诗,说易,说礼,说春秋,又有四书集注,皆阐说古经典。有各朝名臣言行录,乃属史。其诗文成一集,即其一己作品之自成一子。其学亦经史子集四部皆备。而生平讲学大旨,则更详见于其门人弟子之语类。亦非自著书,自立说,自成一专家,如今人所想像。朱子毕生勤学,乃可为中国传统学人一榜样。今人乃亦目为一知识分子,则不专门,非专家,泛滥无归,又何堪与当前分门别类之知识分子相比。

朱子先有近思录,荟萃周张二程言,分十四目,首道体。此见中国学问传统,主求道,即为己之学。中国古人称道,后称理,道学亦称理学。做人必讲道理,出处进退用舍行藏皆以道,一切财势权力无如之何。西方重知识,求为人用,由中国观念言,乃为人之学。乃有法律,保障自由人权。此乃中西为人为学一大相歧点。

近思录第二目为学大要,第三格物穷理,此言为学之纲要。四存养,五改过迁善,克己复礼,即言为学主在做人。六齐家之道,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,八治国平天下之道,由修身推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,四者一以贯之,而人道尽。九制度,十处事之方,十一教学之道,此皆由修齐治平之道来。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,十三辨异端之学,十四圣贤气象,此三目乃言为人以圣贤为终极。故为学主做人明道,则重在大而通。知识则贵专而精。观近思录十四目,即知中国学问在做人,而知识非其首要。书名近思录,乃从论语子夏“切问而近思,可谓好学”来。学做人,故需切问近思。西方哲学贵能远思,能自创说,不待切问而近思。此亦中西为学一歧点。

元代王应麟厚斋著困学纪闻。孔子言生而知之,学而知之,困而学之。陆象山言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,则生而知之。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,五十而知天命,则学而知之。厚斋亡国遗民,自居为困学,而不敢言知,故曰纪闻,实如一部读书笔记。然而经史子集四部之书无不学,此可谓博学多闻。其实厚斋此书即从朱子近思录来。近思录亦是一部读书笔记,唯只记原文。厚斋之纪闻,则记其读后之心得。得之古人,即心悟于道。非如今人必自创造自主张,乃为自我知识,非他人所能及。厚斋一代大儒,而自称困学纪闻。中西学人意态岂不显而易见。

清初顾炎武亭林,亦亡国遗民,著为日知录,亦从论语子夏“日知其所无,月无忘其所能,可谓好学也已矣”来。则亭林之所谓日知,亦犹厚斋之所谓困学。此皆见中国学人意态。其书亦即一种读书笔记,经史子集无不学。厚斋亭林乃皆以博学于文为教,其实即皆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义。故中国人又称学人为读书人,谓三日不读书,便觉面目可憎。读书人求为一非可憎人,斯足矣。

亭林同时黄宗羲梨洲,著明夷待访录。其书根源经史,自成一家言。经史子集四部之学,亦兼而有之。贾谊陈政事疏,董仲舒贤良对策,梨洲亡国遗民,无此机缘,乃录以待访。心抱亡国之痛,而仍不忘以天下为己任,此亦传道宏道之心,上同于孔子之作春秋。而岂著书立说,自我创造,自我表现,以自扬己名,如今人所想像之知识分子专门学者所当同类而语。

乾嘉以下,学风又变,分宋学与汉学。宋学尚言义理,而汉学仅治训诂考据,发明古人之所言,斯止矣。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,拈出孟子书中主要几字,定其义训。非我有言,乃阐述孟子之言,义理即在是,故曰“训诂明而后义理明”。此亦述而不作。乾嘉之学仍是中国旧传统,旧榘镬。其意若益谦,但实则为轻蔑鄙薄清廷之科举功令,亦上承晚明遗老之意来。唯戴震之徒,有学无己,重知不重行,则与晚明遗老大异。而近人乃谓其有近似西方处,倍加称重,斯又拟于不伦。唯高邮王氏父子著读书杂志,经义述闻,乃一意于训诂,不牵涉义理争辨,此始有似于西方专门之学,为知识而知识,转少大可讥评处。但其学术渊源,则中西终自大不同。昧于二王治学之用心,则亦不足以言二王之学。此义他详,兹不赘。

乾嘉为学,亦文亦史亦子,不专一于治经。钱大昕著十驾斋养新录,则亦为一部读书笔记,远追王顾遗绪。同时有章实斋著文史通义,其书不仅求通文史之学,并经子之学亦求通于一道,自谓其学渊源宋学,与当时分别汉宋以为学者不同。

晚清陈沣有东塾读书记,亦如钱大昕养新录,皆记录其毕生为学,读书所得,如是而已。何尝标榜一己,自谓高出前人。中国学术传统一大特性,即可由此而见。陈沣前有汪中,欲著述学一书,惜未成稿。述学者,即述其所学。中国古今学人,必重自述所学,学从何处来,不贵自创造。清末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。嘱其门客为书目答问一书,亦举古今书籍分类编目,读此可知中学之大概。

当时分义理考据辞章为三学。今人谓辞章为文学,但中国文学亦非一专门之学。姚鼐为古文辞类纂一书,亦指示人如何读前人文。曾国藩言“国藩之粗解文章,由姚先生启之”。乃自为十八家诗钞,又命其门客为经史百家杂钞。如何读前人文,此即自己学文之途径,如何读前人书,亦即自己为学之途径。舍此何以为学。故中国之学曰尊师重道,仍即孔子之所谓信而好古,述而不作。作为文章,尚不以自创造自开新为上。唯作者自有其身世遭遇,不同于前人,则虽好古不作,而仍不善其有自己特殊之一分,如此而已。辞章如此,更何论于义理考据,而可自夸有创造有开新。曾国藩又有求阙斋读书记,即东塾读书记之先例。故曾国藩虽自称学古文于姚惜抱,而又为圣哲画像记。又于当时义理考据辞章三门学术之外,加入经济一门。其所谓经济,即属治平大道。则湘乡之学,又更在重行可知。

西学东来,世风大变,而无奈拘墟坐井,所变亦有限。章炳麟自号太炎,乃表其超于顾炎武。康有为自号长素,乃表其超于孔子。然康、章皆信重佛教。康有为著大同书,大同二字本之小戴礼记之礼运篇,而其书内容则多从佛说,太炎菿汉微言,排列孔子地位在佛门为第几等。则此两人亦皆述而不作,不自标彰其一己知识之特出而独立。实仍未脱中国旧传统。胡适之始转而师法欧美,曰赛先生德先生,全盘西化,但亦不谓有己见之特出独立。自此以下,国人已不读中国书,但依然述而不作,唯所述则在欧美,如是而已。然欧美之为学,则有作无述。是则今日国人之为学,岂不仍是一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之旧调。唯中国古人则主用夏变夷,近人则主用夷变夏。但西方主变,他日西方又变,则不知我国人又将何所承袭以自成其一己。

孔子曰: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是知也。”是知必当兼知其有所不知,学亦当兼知其有所不学。颜渊学孔子曰:“夫子步亦步,夫子趋亦趋。”在知识方面,易知则易学。又曰:“如有所立卓尔,虽欲从之,末由也已。”则在为人方面,有难知难学者。孔子所言,读一部论语而可知。但孔子何由而出此言,又何为而出此言,则岂不难知而难学。若仅论知识,一部论语所言有限,我能超其所言而为言,岂不已超孔子而上之。孔子曰“述而不作”,一部论语,实多述周公之所未及言,孔子则若自谓未有言。孟子曰“孔子圣之时者”。孔子已与周公异时,乃成其为孔子。孔子之难知难学处乃在此。

今人则必曰现代化,生现代,当知现代,为现代人。现代与古代时不同,我乃得杰出于古人。但后人又必杰出于我。故仅知现代,仅学现代,不知有古人,不知有后人,则当成为一无知无学之人。孔子曰“其或继周者,虽百世可知”。则孔子为圣之时,与今人之所谓现代化又大异其趣矣。孔子又曰:“后生可畏,焉知来者之不如今。”则后生之可畏,乃为其亦能如前人。今人则又必谓人类进步,今人当决不能追随后人,一如后人。斯则生为现代人,现代即变而去,又何知之有,何言之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