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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○ 知识与生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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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人极看重知识,孔孟儒家姑不论,即庄老道家亦然。庄子逍遥游称“小知不及大知,小年不及大年”。知分大小,即其重视知识之证。又以知识与生命并言,更是其重视知识。中国人主从生命内部求知识,不向生命外面求。西方人则反之。此为中西双方求知态度相异一大特征。

庄子养生主又称:“吾生也有涯,而知也无涯,以有涯随无涯,殆已。已而为知者,则殆而已矣。”从生命外面求,时空事物,无边无际,无穷无竭,以我短暂狭小之生命,向之求知,此为一危殆之道。果凭此为知,则唯有危殆而止。此非不重知识,乃主知识不应向外求。

人生外部最大莫如天。人类莫不知有天。然天实难知,天上是否有一帝,此事不易知。中国古人似亦信天上有帝。孔子于此不加深求,仅曰“天生德于予”,又曰“知我者其天乎”。则孔子似非不信天上有帝,但孔子仅从己言,不从天言。孔子仅自信有德。就一般言,此德应由天赋。孔子自谦又自尊,自安又自虚。德之所成,并世稀知,则曰知我唯天,但不言何待人知。人果不知,仍望天知。孔子又言“五十而知天命”。孔子五十成德,乃谓上天命我如是,此其意态仍可谓极自尊又极自谦,极自虚又极自安。能如此足矣,又何烦确求天帝之知。

孔子重道,乃人生之道,当就人生求。墨翟反孔子。孔子言孝,墨翟言兼爱,必欲视人之父若其父,谓此乃本之天志。孔子并未明言天上有帝,唯人生自幼即知孝父母,乃谓孝亦天命,如此而止。墨翟则似确信天上有帝,人生无不有父母,即天志命我以兼爱。此非内求诸己,乃外求之天。儒墨是非在此。庄子齐物论兼反儒墨,然其求知意态则实近儒,不近墨。

庄子大宗师有曰:“知天之所为,知人之所为者,至矣。知天之所为者,天而生也。知人之所为者,以其知之所知,以养其知之所不知,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,是知之盛也。”是庄子言知,亦兼天人言。唯庄子之求知于天者,仅曰“天而生”。人由天生,此易知。唯天之生人,欲其孝抑欲其兼爱,则不易知。故庄子不之言。然则人生当奈何?庄子意,天既生我,我当尽其天年,而不中道夭,斯可矣。何以尽其天年?是必有道。而其道则半在人,半在天。在天者,我不知。则唯以我所知养我所不知而已,无烦深求。

此处庄子意颇近孔子。孔子曰: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是知也。”有所知,有所不知。知我所不知,亦即是知。人能知己有不知,亦即是知。宁知上天之必有帝,又如何为帝,此皆不易知。孔子曰:“祭神如神在,我不与祭如不祭。”人之祭神,固知神之所在,又果知神之若何而为神,孔子不深求。祭神如神在,仅求之吾心。人岂并己心而不知,知吾此心,临祭而敬,斯即如神之在矣。然则神即在吾心之敬,若我不与祭,或心不生此敬,则祭如不祭。有神与无神事在外,孔子不论。祭与不祭在人事,孔子乃辨之。

或疑孔子果不知有神,何烦祭。但神之有无,孔子所不知,姑尽我之心而祭,此乃孔子对人生之慎,亦即庄子所谓以其所知养其所不知。临祭而敬,可得神欢,孔子知之。临祭而不敬,不可得神欢,孔子亦知之。至于神之有无,则孔子所不知,唯尽其在我,临祭而敬,斯可矣。若必废祭先求神之有无,万一果有神,我此不祭,先获神谴,慎于人事者不当如是。故贵以所知养所不知。

天与神,孔子不知。死亦孔子所不知。或问死,孔子曰“未知生,焉知死”。先从事于可知,庄子曰“善我之生,即所以善我之死”。此亦以其所知养所不知之一例。

个人如是,大群亦然。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,积两千年之久,若何则治,若何则乱,史迹俱在,宜可知。此下事变繁兴,岂能一一逆知。孔子曰:“述而不作,信而好古。其或继周者,虽百世可知。”此亦以其所知养其所不知。而中国之大群人生,乃自孔子迄于今又已两千五百年,而尚未有艾,此亦可谓善尽其天年矣。

西方古希腊人亦重知识,并谓知识即权力。但从人生外部求之,并又认为可以无所不知,有所全知,求得真理,乃可凭以指导人生。然外于人生,又何人生真理可得。西方人于科学哲学皆有甚深造诣。但不知何以于异中求同。如古希腊有诸城邦,而无一统一领导之政府。有此民族,无此国家。马其顿起,希腊即亡,此未可谓尽其天年。柏拉图悬书门外,非通几何学,勿入吾门。但几何真理非即人生真理。从几何学所得知识,乃部分知识,非全体知识。柏拉图著理想国一书,不本之于实际人生,而仅凭理想。在当时无可通行,下及近世亦然。亚里斯多德继柏拉图而起,持论即与柏拉图相异,并曰“我爱吾师,我尤爱真理”。此与中国孔子庄子所言甚不同。庄子并不师孔子,而所陈义理尽多相同处。何以故,以其同本之实际人生内部故。西方哲学则人持一说,至今无定见。

罗马亦一城邦,凭武力统一意大利半岛,又环地中海拓展形成一大帝国。但罗马人不甚重知识,从希腊俘虏中获得一知半解,即告满足。罗马帝国崩溃,亦未可谓罗马人已尽其天年。中古时期,耶教昌行。但耶稣乃犹太人,其教何以得盛行于欧西?因欧西人生不安,信仰天国上帝,心始稍安。但真得安乃在死后。方其生前,固仍不安。循是以至现代国家兴起,其生前之人心不安则如旧。一方效希腊人经商成为资本主义,一方效罗马人整军经武继续帝国主义,富强不可一世。但经两次世界大战,国力均告衰退。以常理推之,能勿接踵希腊罗马遽此沦澌以尽,已为至幸。至于盛况再临,西欧人已不作此梦想。岂得谓已尽其天年而非中道夭。

继欧西而起者,曰美曰苏,今称世界两大强。然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不再继起,无人能加保证。原子弹肆虐,两败俱伤,已有作此预言者。然则美苏如何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,亦复无此把握。西方文化陷此悲境,即在其不能以其所知以养其所不知,而仅求在不可知中求知。以为可以应变,而不知终是一危局。庄生则已先言之。

哲学宗教既均不能解救此危机,试言科学。余生晚清光绪乙未,无锡乡村中尚无电灯。十三岁入常州府中学堂,始见有电灯。及今回忆,余幼时十三年中,人生亦有快乐。十三年后,亦多极不快乐事。今人则谓科学使人生进步,实则科学仅与人一方便,非能使人生有进步。以余一人一生所知,此即一真理。科学发明,仅在物质上。人生安乐,则别有所在。至于人生之品质高下,则犹非安乐一端所能定。孟子曰: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。”此则可与知者知,难为俗人言。余此下八十年来,科学种种发明,而人生则日增其不安不乐。此下之不安不乐,或将更过于今日。物质人生尚如此,品质人生更何论。

宰我以三年之丧问孔子,谓一年春夏秋冬四季,气候变尽,守父母丧一年已可,何必三年。孔子意,父母死,究否有鬼,鬼经三年,其变又如何,皆所不知,亦不向此等处求知。只谓子生三年,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抱,故守丧三年,乃觉心安。今汝若觉一年心安,即守一年丧亦可。此非孔子深斥宰我,实告宰我以人生大道,贵在及己求之。孟子告曹交亦曰:“子归而求之有余师。”古代是否有三年之丧,后人以考据家态度来疑孔子。实则孔子曰:“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。”孔子著意处正在人生之德上。庄子亦好言德,故有德充符之篇。西方人不言德,此又中西双方言人生一大歧点。

庄子大宗师又云:“以德为循者,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。”我何堪与无足者同至于丘,亦不能与无德者同臻于道。孔子曰:“十室之邑,必有忠信如丘者焉,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人群大道亦唯一本于人性之忠信,加之以学,乃可达于道。学即学己之忠信而已。行远自迩,登高自卑,人之至于丘,亦唯在己之双足。有足自能行而至,有德自能学而成,此亦以其所知养其所不知。不知孔子之道,岂不知己心之忠信,是在好学。孔子曰: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悦乎。”学则自能悦,此亦人之德,在人自学而自知之。中国人教人,在教其内心之自知。西方哲学求知,则在人之外,不在人之内。故必有逻辑辨证,语言有组织,积累篇牍,强人以信。但人亦向外求,外又何限,求而得者不同,则曰:“我爱吾师,我尤爱真理。”中国教人,只自述所知。人有同德,斯亦同知。故中国言教必言化,乃学者之自化,非教者所能强加之以化。

庄子大宗师又言:“道可传而不可受。”孔子之时习而悦,此即孔子之传道。学者自学自习,乃学者之自得。故学贵自学,得贵自得。西方哲学亦志在传道,而期人之受,不待其化。庄子又曰:“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。”志在传道,不待人之自化,志在受道,不求己之自得,此皆嗜欲。自化自得,此乃人之天机,以其所知养其所不知,天机自发,则所得日进,此乃是自然。

庄子善譬喻,养生主篇曰:“指穷于为薪,火传也,不知其尽也。”人文大道,即今人所谓之文化,如一大燃烧体,发光发热。人在大群体中亦如一薪,能发光发热,传及他薪。此薪已燃烧成灰,他薪仍续燃烧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前薪已尽,孔子如后薪,发光发热,但亦必尽。孔子曰:“后生可畏,焉知来者之不如今。”庄子孟子,又属后生,同一发光发热,亦同归于尽。而人群至以永传。西方哲学,各别成家。希腊罗马各自成一文化,又有现代西方文化,文化日进步,前人不如后人,则人死唯有上天堂。故西方宗教虽与科学哲学各相异,而人各有其久传永存之价值。但人之知识,只能知其一部分,不能知其大全体。空间然,时间亦然。中国则以知养其所不知,西方则以互不相知互相争,此其异。

庄子大宗师又言:“古之真人,不忘其所始,不求其所终。”人生所始,如婴孩三年,免于父母之怀抱,虽不自知,而能不忘。百年之生,亦非全知,而多能不忘。故中国人重记忆,乃重历史。西方人则不重记忆,亦不重历史。希腊罗马人,皆不言其始,乃亦不计其所终。现近西方人亦然。皆忘其所始,而又忽其所或终。故西方人乃轻其前后,而重视当身。求变求新,更求自创造。信当世不信先后天,乃至失其为人为我,而卒亦无可知其所将终。心劳日拙,现世则已,其果何为。故中国人尊先贤,畏后生。所知皆从先贤来,能为后生开一始,斯可矣。此亦以其知养其所不知,以待其自化。何尝如西方人,必求自创一真理,为后人永守。后人承此心理,亦求变求新,而所谓真理,亦随此日变日新而俱去。中国人则不求变,不求新,唯此一化,乃自变自新,而仍在此一化中。化即是道,万化而不出此一道。唯儒家言道重人生,道家则推而至宇宙自然,非有他也。

庄子齐物论,一儒墨之是非。然他篇如人间世、大宗师,多称仲尼,亦及颜渊,乃不提墨翟禽滑厘。虽亦寓言,而儒墨不齐可知。故庄子言至人神人,亦言圣人。老子始曰“圣人不死,大盗不止”,乃见非圣意。庄子言道亦言德,老子则曰:“失道而后德。”庄老相较,浅深自见。老子又言:“绝学无忧。”庄子内篇中有大宗师,既有宗师,则仍主有学。老子主张小国寡民,老死不相往来。而庄子内篇中有应帝王,既有帝王,则非小国寡民可知。则庄子对教育,对政治,仍与孔子儒家有吾道一贯先后相承之大义存在。而老子则言之过激。老继庄后,一如荀子继孟子之后。后人欲求异于孔子,乃多举老聃,鲜及庄周。但阮瞻终以“将毋同”三字得掾,见世说新语。则中国文化儒道两家融通和会之大体系,实亦为历代学人所同契。唯或偏庄老,或偏孔孟,乃若有其相异耳。

庄子应帝王又曰:“明王之治,功盖天下,而似不自己。”孔子亦曰:“尧舜恭己正南面而已矣,荡荡乎民无能名焉。”民无能名,即似不自己。可见庄子与孔子意实无大异。又曰:“化贷万物,而民弗恃。”此语尤有深义。中国人言教,每曰教化。言治,每曰治化。言天地,则曰造化。化待万物之自化。大学言:“自天子至于庶人,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修身即自化,故曰“反求之己”,“尽其在我”,则在外无所恃。西方人必求恃于外。希腊经商恃财力,罗马整军恃武力。直至近代资本主义恃财力,帝国主义恃武力。宗教恃上帝,科学恃自然万物,必在外有所恃,此在中国谓之霸道。中国尚王道。孟子曰:“霸者以力服人,非心服也,力不足也。王者以德服人,心悦而诚服之也。”尚德必修之身。韩愈曰:“德者,足于己无待于外。”故能弗恃在外。则庄周道家言,实与孔孟儒义无大殊矣。

应帝王又曰:“南海之帝为倏,北海之帝为忽,中央之帝为浑沌。倏与忽相遇于浑沌之地,浑沌待之甚善。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,曰,人皆有七窍,以视听食息。此独无有,尝试凿之。日凿一窍,七日而浑沌死。”七窍在养生主谓之官知,目视耳听,求知皆在外。浑沌非无知,唯知在一身,融通和合,乃全体之知,非分别之知。若果无知,则何以能善待倏忽,此即儒家所谓忠信之德。忠信非无知,亦乃一全体知,非部分知。死生存亡均已融为一体,何论人己物我。曾子曰:“为人谋而不忠乎,与朋友交而不信乎。”浑沌善待倏忽,即此忠信之德。庄子德者成和之修,其言修德即犹儒家之言修身。忠信所以成和。而有子言:“礼之用,和为贵。”浑沌之善待倏忽即是礼。而老子又曰:“礼者,忠信之薄而乱之首。”则又拒礼于外,引而远之矣。存之内,斯为忠信。表之外,斯为礼。礼即内外一体,宁有表之外而无存之内者。不忠不信即非礼。老子又曰:“六亲不和有孝慈,国家昏乱有忠臣。”但孝慈即六亲之和,忠臣亦所以成国家之治。老子又曰:“同谓之玄,玄之又玄,众妙之门。”玄同犹言浑沌,老子言乃众妙所出,此犹近庄子。老子又曰:“古之善为道者,非以明民,将以愚之。”此则又失浑沌玄同之义,庄子断不为此言。唯曰“大巧若拙,大智若愚”,则庶近之。故浑沌乃大智之谓。视听食息之知,外取于物,内供之己。物我别,人己亦别。近代个人主义之功利观,一切皆赖七窍之分别知,而浑沌之全体知则已死。庄子之言,仍必会通之于儒义,乃得其真解。

西方人求知重分别,乃尚空间扩张。中国人求知重和合,乃尚时间绵延。倏与忽,即指时间之无绵延而言。唯浑沌全体无分别,乃能绵延。中国自黄帝尧舜迄于今,绵延四五千年之久,仍然一中国,则唯浑沌之化。西方自希腊罗马迄于今,则唯倏忽多变,而浑沌则已死。庄子应帝王言政治,其大义亦何异于孔孟。唯倏忽分居南海北海,而浑沌乃居中央,空间不同,气候不同,生物不同,斯其民族文化亦不同,斯亦一自然,无可奈何。故庄子意,必求为鲲鹏,能作逍遥之游,庶可以有大知大年。其言不如孔子之亲切,有规矩。然能通庄子义,则更能通孔子义。中国民族文化之所谓知,其庶无所大违越于其所谓道。与西方人之言知识与真理,则大相异。庄子与惠子辨。惠子曰:“人而无情,何以谓之人。”庄子曰:“吾所谓无情者,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,常因自然而不益生。今子外乎子之神,劳乎子之精,倚树而吟,据槁梧而瞑。天选子之形,子以坚白鸣。”惠施名家,其源自墨来。离坚白,近似西方哲学家言。庄子讥之。西方人求知识,皆求益于生。中国崇德性,即自然。好恶内伤其身,儒家谓之欲。故孟子曰:“养心莫善于寡欲。”求知识仅养心之一事。会通而观,中国文化精神昭然若揭矣。今之求知者,又乌足以语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