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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一 知与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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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人重知,中国人重情。知自外来,属分别性。情由内发,属和合性。孰轻孰重,人生随之大异。

人之外界所知,万事万物,各有分别。即就能知言,目知色,耳知声。目不能知声,耳不能知色。则能知在我,亦有分别。今问目何以能视,耳何以能听,则我不知,非习生理学医学耳目专科者不能知。即治生理学医学耳目专科,所知亦有限。耳目病求医,不能治者尚多。则人虽能视能听,实不知其何以视何以听。

抑人生非为求视听乃生此耳目。婴孩坠地,已带此耳目俱来。婴孩何知,亦有目则视,有耳则听而已。岂不在知之后面,仍为一不知。

人身外有五官,内有脏腑。脏腑更非所知。如胃肠主消化,并所不见,何知其若何为我消化。即胃肠专科医生,所知亦有限。故胃肠有病,亦每不能尽治。

人之一身,近代知识所不知者何限。至于如何由此一身,而成其为一我。而我此百年之人生,自西方学术界言,则又有心理学人生哲学宗教神学种种分门别类之研究。而至今仍是一谜,未有明确之解答。

中国人重情不重知。孔子曰: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是知也。”人之知,必当同知其所不知。而知与不知融为一体,道家名之曰自然,儒家称之曰天。我之为我,乃由天命自然。一天人,合内外,乐天知命,主要在其情。五伦之情,在此不详言。

西方小说中有鲁滨逊漂流荒岛,无所用其情,但必用其知。何以得生存在此荒岛上,则一凭其知。其实今人处纽约伦敦巴黎各大都市,百千万人群麇集,亦何尝不如鲁滨逊之漂流荒岛。今日四五十亿人类,群居在此交通便利之现世界,又何尝不如鲁滨逊之漂流荒岛。唯鲁滨逊一人在荒岛,其为生活则易。今日世界则如四五十亿鲁滨逊同居一岛,其生活则殊难。今日不知明日,且度今日,则已竭吾知而无遗。

今则称之曰个人自由主义。然如何得成其为个人,又如何得完成其个人之自由,则恐非今日人类所能知。科学发达,有电脑,有机器人。电脑可代我记忆,供我谘询。机器人可由我役使,顺我指挥。电脑机器人胜过人脑人身。何以故?电脑机器人无个性,无感情,无欲望,乃可一任我之支配与命令。果使鲁滨逊在荒岛亦随身有电脑与机器人,岂非一大方便。然在今工商大群中,运用电脑与机器人,不啻以电脑来战胜人脑,以机器人来代替真人,今则称之曰战胜自然,克服自然。但世界四五十亿人,同是一自然。即我个人,亦仍是一自然。自然可战胜克服,则人类将尽,而我个人又何以独得存在。此虽不可知,实亦可知,可不烦深论。换言之,此种人生,只是以知来战胜克服不知,而知与不知实为一体,不知无以为生,仅知亦无以生。此仍是一天命,亦仍是一自然,则虽不知而亦可知矣。

今再换言之,能知当前,安之乐之,斯已矣。此为重情之人生。必求战胜当前,克服当前,不安不乐,以期求于将来之明天,此为重知之人生。而明天之不可知,则更过于今天之当前。则重知人生必深陷于不知中,宜为可知。

清末严复派赴英伦学海军。西方知识重分别,学海军亦当专心一意学。乃严复转而寄情于英国其他各项学术思想,归国后尽力翻译,如穆勒父子之哲学,斯宾塞之社会学,亚当史密斯之经济学,达尔文之生物学,及法国孟德斯鸠之政治学。在严复之意,此等学术思想皆可指导辅助吾国家民族之前进,或更胜于海军武力。严复不知此乃以中国人心情来治西学,在西方则分门别类,各擅专长,岂可以一人精力尽通此诸方面。当时国人读严复所译,岂能由此进窥西学。知识重分别,不仅当前与将来有分别,此方与彼方亦同样有分别。不知重分别,即不知西方之为学。

同时有辜鸿铭,生于南洋槟榔屿,自幼即进英文学校读书。长而游学欧西,兼通英法德诸国文字。又通拉丁文希腊文。西方书无所不读。但专爱本国古典旧学,崇扬孔子春秋,与语孟四书。辜严皆以中国人治西学,不失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大义。西方人则敬其学之异,而中国人则不知其渊源宗旨之所在,成为一时之怪人。

继之有胡适之,亦以青年留学美国。先学农,又改治哲学。归国后,宣扬西化唱为新文化运动。自称服膺美国杜威哲学,则当终身任一大学教授,庶不失西方学者典型。宣扬西化,可收躬行实践之效。但适之于中西双方文学史学,皆稍窥藩篱,未能深入。乃肆意卑中扬西,批旧崇新,昌言高论,漫无防戒。其于西学,独尊民主政治,名之曰德先生。又尊自然科学,名之曰赛先生。其于哲学,则斥之曰玄学鬼,主张哲学关门。其于宗教,则鄙夷不谈。但文化当论全体,崇洋西化,岂能蔑去宗教哲学于不谈。西化重知识,贵专门。各务一项,亦属自由。适之为学,似偏于通,不尚专,诚是中国风范。故适之似仍不失为一爱国家爱民族之通人,但其求对当前国家民族学术上之改进,先则主张提倡白话,废止文言。又继之以打倒孔家店,以非孔反孔作号召。其于知识是非姑不论,其于情感爱憎,则颇似失常。

陈独秀与胡适之相友好,同为当时新文化运动一唱导主持人,乃一变而信仰共产主义。共产主义亦近代西方思想一支流。但如何以共产主义来改进中国,则千头万绪,问题复杂。此须长时期知识研寻,岂得如宗教,只求信仰,便即实现。则陈独秀最多亦仍是一爱国家爱民族,重感情尚实践,与胡适之同为一未失中国传统之时髦学人,如是而已。

当时新文化运动,陈胡以外,尚有人主线装书扔毛厕,或主废止汉字,改用罗马拼音。不得已则主汉字简化。不读古书,乃为唯一已见之成效。即尚有攻读,亦多趋专门化,乃无所谓经史子集,而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等种种称呼出现,学术思想之西化,此可谓其第一步。

中国人做学问,不重分门别类,更重会通和合。非为求知,乃为求道。所谓道,主要为人道,为人与人相处之道。其唯一基础,为人与人之一番同情心。故中国人所谓道,则必兼情。本于情,始见道。西方人求知在求真理,真理在外面事物上,故重客观,不须兼以情。以情羼之,易失真理。中西求知态度大不同,而所知亦不同。中国人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皆属道。人人同有身家国天下,则其道大同。岂得分门别类以为学,而知识遂亦无门类可分。

姑举最显见者言,汉代司马迁著为太史公书,今称史记。自称其书一本孔子春秋精神。然孔子春秋入经学,司马迁史记入史学。中国经史子集之分类,乃就其成书体裁言,不指其为学途径言。若言为学途径,则唯有一道。其道系何,曰为人之道。达此道,则非学问,非知识,唯其人而止。

唐韩愈以文学名家,但愈之自言曰:“好古之文,好古之道也。”文以载道,乃亦近代国人所诟病。其实中国传统,文学自诗骚以下,无不各归于道。绝不许违道以为文。凡称文,必通道。如言文化文明文教文章,岂得分门别类,独出一途径,以成为文学。

宋代朱熹所著书,分别列入经史子集四部中。然则朱熹之学,乃经学,抑史学,抑文学哲学,抑浑沌涵糊,不知门类,不明家派,以自成其学乎?以近代国人治学眼光来论朱子,则或称朱子治哲学,或称朱子治文学史学,又别称朱子治经学,则朱子可谓不知学不成学,乃杂学,亦无学可言矣。

其他中国一切学人全类此。如欧阳修,究为经学,抑文学,抑史学,或别有其一套哲学,甚难判定。又如唐代陆贽,是否得称为一经济学者。宋代郑樵,是否得称为一社会学者。三国时诸葛亮,明代王守仁,清代曾国藩是否得称为一军事学者。求把中国学人分门别类,纳入西方学术规范,将见甚难安排。则中国民族,中国文化,岂为一无学无知之民族,无学无知之文化。则岂不又贬抑之过甚。

又如孔子言:“辞达而已矣。”又曰:“言之无文,行之不远。”则文辞非可独立成一项学问,乃以表达心情,而有文辞之修饰。文辞仅为一工具,中国古人称为艺。故诗言志,言之不足则歌唱之,歌唱之不足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。则歌唱音乐与舞蹈皆一艺,而又与文艺相通一贯,融和会合,又增之以脸谱服装彩色图绘。如近世所传播流行之平剧,不得不谓其亦是一项艺术,但亦不得谓其非一项文学。若必分别论之,则果为艺术,抑为文学,岂不又成一争辨,而亦无可判定。故中国学术皆必通而为一。而西方如文学音乐绘画舞蹈,则皆可分门别类,互不相通,各自独立。其和合乃偶然,其分别乃正途。此则与中国显有异。

近代国人必称中国无科学,而英人李约瑟乃著为中国科学史一书,历举史实,绝非空言。而在中国语文传统中,则并无科学一名词。李约瑟书称中国科学源于老庄,其言是非,此不论。但老庄书中,绝无科学一词,是老庄不知有科学可知。老庄书中亦论及政治社会经济,并及宇宙万象。近代国人则多称老庄为哲学。然哲学一词,亦如科学,均不见于中国学人之称述。则庄老亦不知有哲学一项可知。然则以西方观念言,庄老究为何等一学人,岂不仍当为争议一问题。

西方人既重分别之知,遂多分别之名词出现。如论政治,西方有神权君权民权之分。中国传统政治,于此三类中当属何类,已成一问题。论社会,中国本无此名称。在西方则有农奴社会、封建社会、资本主义社会诸分别。中国社会又当纳入何项,亦已成问题。依西方传统观念言,依其重客观分别之知言,则当为中国政治中国社会另立新名称,始为得之。否则中国人以前不知有西方,西方人以前亦同样不知有中国。西方以前所分别,本未包括中国在内。今求以此等已成名词勉强把中国纳入,斯即为不客观,不科学,亦可知。近代国人崇慕西化,唯当列中国于化外,始为得之。又岂得即化中国为西方,而一体加以论列。其绝不符真相可知。

中国人重情,但西方人亦绝非无情。中国人求知,与西方有不同。西方人求情,亦与中国有不同。此则仍是双方一文化异同。如最近波兰事变,西方人对之岂得谓无情。波兰内部起此事变,又岂得谓波兰人无情。果使中国古人处今日之波兰,又将何以为情,何以自处,此则又有一分别,当提及。

西方人重知,重空间。中国人重情,重时间。西方人重扩张,中国人重绵延。历史不同,在中国历史演进中,当不致有如今日之波兰。今再扼要言之,人生乃一综合性。幼年中年老年,同是此一人,同是此一生。农人工人商人,亦同是一人。一切生活事业,可以随时随地而异。其同是一人生,则无可分别。西方人重知重分别,乃疏忽了此综合性。如农业转为工商业,西方人必认为乃人生一进步。故西方人昌言平等,而必于人生各方面,加以种种分别,成为一不平等。亦可谓西方一切知,乃不知此真人生。既所不知,复何有情。中国重情,乃为对此人生有真知。一旦面对西方人生,亦所不知,则宜乎其亦不知何以为情矣。如今日之波兰,无论其为波兰人,或非波兰人,凡所表现之一切情,均可谓非人生真情。徒有情,而此邦之人生则终趋于日乱而无可救治,亦宜矣。

今日之波兰人,果能动其真情,则波兰共党政权之军事统治,宜亦可渐趋解消。波兰四围之非波兰人,果能亦对波兰动真情,则波兰内部之乱,宜亦可渐趋于平息。欲速则不达,重情则知忍知让,知缓以待之。飘风骤雨不终朝,而何是非强弱之足争。今则争是非争强弱,亦无奈其无情何。则飘风骤雨虽不终朝,仍将复起。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或仍将有第三次之大战继起,亦唯此之故。

然则求当前世界人生有一大转变,先当变其情,而非变其知。唯情乃可和,而知必出于争。对此情与知和与争之两面,中西双方观念各不同。此则以中国观念言,此情实乃一仁,唯知仁,乃得为大智。非仁且智,何以救世界救人类。其果有当乎,世人贤达,尚其平心衡论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