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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二 修养与表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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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人自慕西化,民族传统备受谴责,但尚称赞我民族之同化力。西方尚分化,古希腊以一半岛城邦分裂未能成国。近代英伦三岛,英格兰、苏格兰、爱尔兰各自分张。海外殖民,美利坚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各自独立,难于再合。全欧洲亦分数十国。此与中国传统,一趋分,一趋合,显见不同。中国人重内心修养,西方人重向外表现。此当为其主因所在。

重修养,每求亲近人。重表现,好作相互比较。人之有群,宜相亲不宜相较。其义浅显,勿烦深论。西方如奥林匹克运动会,渊源古希腊,一步一跳,尽作比赛,蔚成国际风尚。个人表演,胜者固若有荣。其于群道,究何意义价值可言。

中国人崇尚孝弟忠信,非与人相争,亦非自我表现。内尽己心,君子暗然而日彰,他人心悦而诚服。声闻过情,乃己之耻。对人即以立己。人己轻重之间,一施一受,于其深处有大分别,此诚群道之大者。

西方人重己,求表现,不重人,不惮相争,乃日趋于分化,如贩卖黑奴去美国,亦已数百年之久。林肯总统解放黑奴,引起南北战争。解放后,为争选票,黑人屡加优待。但美国人轻视黑人心理,则终不变。一住宅区,偶一黑人家庭迁入,同区美国人即相率避去,转瞬成为一黑人区。最近风气犹如此。但倘一黑人,拳坛出赛,荣膺拳王宝座,或则以歌唱称后,美国人亦竞加重视。犹太人在商业上有表现,美国人始终重视之。则能争始见重,其群乃成一相争之群。相争求成群,则尚法。唯国际则尚无法。

世界第二次大战,德日为美之敌,英法为美之友。大战既平,德日商场竞争之利胜于英法,乃转成美国之友。故能相争,能为敌,始成友。西方传统如此。今日西方群相呼号者有三语,曰自由,曰平等,曰独立。自由乃求独立,独立始见自由,此之谓平等。凡所表现,皆一种独立相异之表现。一国一家一人皆然。故其群必日趋于分化。

中国武术,播之银幕,西方群相艳羡。然中国人登武当山,进少林寺,潜隐终身,武术亦人生一修养,不为争表现。擂台争霸,乃江湖上事,少林武当中人所不为。今银幕电视所表演之中国武术,则亦全为一种比赛,已非中国传统精神。中国远自唐代,酒楼旅馆亦有歌伎,侑酒娱宾,亦寓有一种友情。亦有绝佳韵事,散见于诗词传奇小说中。非在大庭广众中,作自我表现者可比。

中西双方在学术上,亦有修养与表现之异。中国学问重修养,修养有得,乃以立其己而公之人。孔子学不厌,教不倦,乃曰“人不知而不愠”。道家亦云:“知我者希,斯在我者贵。”自我表现,求知于人,岂得称为学问。中国五伦,所重在对方,修养则归之一己。学问亦尽在此。不唯儒家然,诸子百家亦无不然。墨家兼爱,偏重对外表现,后世不传。道家最不重表现,乃得与儒家并尊。学于人,问于人,自称弟子。孔子曰“有朋自远方来”,则以朋友视来学。韩愈亦称“师不必贤于弟子,弟子不必不如师”。孔子更称后生可畏。要之,中国人重谦重恭,此皆人生一种修养美德,岂有相轻敌视以作自我表现之意。

西方自古希腊起,文学哲学科学诸项,皆贵自创造自表现,不贵向人学向人问,更不贵谦恭向人,以虚自居。来学来问者,亦同贵创造表现。故曰:“我爱吾师,我尤爱真理。”哲学家论学著书,必贵自表现,能有新名词新解说。又贵有逻辑,使人无可争,无可辩。科学则必求证据,证据亦为表现,使人无可争,无可辩。文学则讲于道路,演于舞坛,听者观者群集,能事毕矣。其重己轻人之表现,岂不昭然若揭,又何修养之云。故在西方亦可谓无学问,无修养,无传统,亦如在奥林匹克运动场,敌对比赛,各自表现,如是而已。中国师弟子相传习,称为一家言。此乃长老后进之相传。西方则分门别类,唯我独尊,亦称一家言。此乃一己之专门。学术如此,政治亦然。近代民主政治,其情益显。分党竞选,演说宣传,亦各自表现,相互为敌。今人则称之曰政治运动,斯真情实宛符矣。

西方自古希腊起,政治场合重演说,此即一种表现,贵在能针对异方,以求一己之胜利。中国传统政治重奏议,如贾谊治安策,精思熟虑,杜门撰写,此则须先有修养。历代名人奏议皆由其学问修养来,非作自我表现,更非与敌相争。即如董仲舒三年目不窥园,其天人对策,亦自抒其日常学问之修养。其主张罢黜百家,何乃是与百家争。其在事先亦不待结党求胜。用之则行,舍之则藏,此为在己之修养。若有表现,即表现其平日所修养。而修养则非为求表现。读论语四子言志吾与点也章,可知其大意所在矣。

中国人不求表现,更有深意。伊尹五就桀五就汤,乃曰:“我将以斯道觉斯民。”所重在道,道为人不为己。伊尹处畎亩之中,而乐尧舜之道以自任。其学问即修养。故曰:“隐居以求其志,行己以达其道。”其志在道,不在自我表现。其所表现,乃为道义。孔子曰:“不仕无义。”又曰:“四十五十而无闻焉,斯亦不足畏也已矣。”修养在我,宜必有闻。故曰:“不患莫己知,求为可知。”患莫己知,则须表现。求为可知,则贵修养。子夏曰:“仕而优则学,学而优则仕。”斯则修养始有表现,表现仍须修养。两者之别乃如此。

中国人言一视同仁。同一己,同一群,宁可横加彼此,又必轻彼重此。中国人又曰:“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,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。”此亦非以中国与夷狄相敌视。但望夷狄能进入中国,则亦一视而同仁之。苟其不为中国,必为夷狄,则放之四海不与同中国。故修养同,表现同,乃得同群同仁。修养异,表现异,苟为不义,即不得视为同仁。春秋战国时,居民有自由迁移权。不愿留此国迁往他国,政府不之禁。孔子周游齐、卫、陈、楚诸邦,然鲁政府不之禁。梁惠王问孟子,邻国之民未加少,梁国之民未加多,其对移民之一任自由,视春秋益宽放。中国人于列国之上又有一天下观念。所谓同中国,实即是同天下。故中国封建时代,实已是天下一家时代。如西周封建,其与周同姓之诸姬,与周通婚姻最密如诸姜,其为一家可勿论。兴灭国,继绝世,凡同属中国历史传统,在先有贡献,亦同获封建,则中国一家,亦即天下一家可知。此犹一己修养。同此道,乃得表现为同此仁同此群。

然亦有即为同姓,血统虽一,而其风俗人情不能相同者,则不加封建,视为夷狄。即如狐姬骊姬,同一姬姓,亦为夷狄。故在中国封建时代,虽重宗法,更重文化。浸染于同一文化传统中,即同为中国人。不然则为夷狄。主要在农业与游牧之相异。以政治立场言,则在封建与不封建。以同属人类言,则夷狄诸夏亦得一视同仁。明于此义,则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,宜毋诧怪。秦代以郡县政治统一中国,此乃政治体制之变。若论社会,则车同轨,书同文,行同伦,已同属一道。此则为中国历史上一大进步,即中国古人之一视同仁以天下为一家之观念有以致之。

秦汉时代,夷狄强邻有匈奴。当时中国人认匈奴为夏代之后,仍与中国同血统,乃远移而至蒙古沙漠。唯匈奴以侵略为怀,而中国则以防御通商和亲怀柔为对策。汉武帝时,始肆挞伐。其南来投降者,则仍处之中国境内,亦希其渐能同化为中国人。直至东汉之衰,魏晋之变,五胡乱华,在当时即不啻是中国之内乱。五胡之间,界线分明。而胡汉合作,在中国人则不加歧视。每进益深,乃有北魏孝文帝之南迁。隋唐之世,中国乃复归于统一。从政治论,则又是一大变。而从社会论,则远自汉末,始终是一中国社会,一线相承,不得谓之有大变。

专论汉唐两代,政治社会传统依然可谓无大变。但魏晋以下,则历史之变不得谓不大。尤其在北方,王猛仕苻坚,其心亦求北方之安定,屡劝苻坚勿南侵,则其好好做一人之一番中国文化传统修养,岂不深植心根。其他类似者,史书俱在,难于缕述。曾子曰:“为人谋而不忠乎,与朋友交而不信乎。”孔子曰:“言忠信,行笃敬,虽蛮貊之邦行矣。言不忠信,行不笃敬,虽州里行乎哉。”亲如州里,疏如蛮貊,忠信之道则一。当时北方胡汉合作,亦有忠信之道存乎其间。此亦中国文化传统修养表现之一例。

至北周苏绰,观其文辞,及其施为,虽在夷狄,不失其仍为一中国人之传统精神,则益明益显。下迄隋代,王通居河汾,作为文中子一书,其所表现,亦即中国文化传统之一番极深修养,读其书而可知。唐得承汉起,主要在从此等处求之。中国最能同化人,然亦最不易为他族入同化,自有其一番文化道义传统。从历史论,自见有一番表现,而主要本源,则在各个人之修养。岂仅望事业功名之表现所能到达其境界。故一部中国史,实即一部中国人之修养史,而岂表现二字所能尽。

唐代安史乱后,藩镇割据,下迄梁唐晋汉周五代,中国与夷狄重见分裂。人物修养,有不如五胡北朝之中国人,然亦未有绝迹。宋代兴起,在辽在金,仍有不失传统修养之中国人参其间。如元好问,仍为一中国传统大诗人,非有修养,则绝不得有此表现。其所修养,虽在当身当境,而上有千古,下有千古,有其一大传统之存在。苟其仅求一己一时之表现,则必出于争,无待于修养。故重修养,必能让而退藏。希腊亡,希腊人又乌得与罗马争,则亦无可表现。而元好问则得在金人统治下,成一中国大诗人,仍有其代表中国之特殊表现。其他类此者不遑举。元清两代,蒙古满洲入主,而中国社会可以传统无变,一如其恒。其表现传统文化之人物,更不胜缕举。故中西历史不仅分与合不同,其盛与衰亦不同。西方人好争,其历史乃衰而不复盛。中国人好让,其历史乃屡衰而屡盛。此又一相异。

最要者,表现不可传,而修养则必有传。求表现必各求创新,推翻前人,即其己之表现。修养则多依前言往行修之己,养之己,善与人同,乐取于人以为善。孔子曰:“三人行必有吾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则不善者亦吾师,尽人而吾师矣。其弟子曰:“夫子何常师之有。”子欲居九夷,其弟子言九夷陋。孔子曰:“君子居之,何陋之有。”独学而无友,则孤陋而寡闻。以一中国人居夷狄,依中国文化大统,夷狄亦尽可为师。此乃中国人修养之道。隐居以求其志,行义以达其道。人能宏道,非道宏人。宏道在己,贵有修养。所宏者道,敦行实践,而岂自我表现之谓。

儒家重言仁,即人道。道家重言天,即自然之道。天地之大德曰生,人类亦由自然生。我之得为一人,必于天道人道有修有养,使在我无忝,斯已矣。同于天与人者大,斯之谓大道。同于天与人者小,斯之谓小道。唯道家言天,范围大。儒家言人,范围小,但更亲切近人。道则绝非自我一人之道,乃大群共遵之道。故道必传自已往,以及于将来而有统。富贵财力,则不能有传统。即中国古代封建传统,亦以宗法之道为之主。唯其传在宗族,故必尊祖先。如商传汤道,周传文王之道,血统之上必有道统。中国人言孝,非谓依顺父母。父母不道,能纳之归于道,始是大孝。老子曰:“立天子,置三公,虽有拱璧以光驷马,不如坐进此道。”则大忠亦如大孝,忠其祖即孝其亲。忠祖孝亲,即道之所在。道有常有变,乱世尤易见。唯能拨乱,始有小康。而大同则仍在将来。故中国人重修养,其所表现则在更远之将来。一人如是,家国天下皆然。

东汉转而为魏晋,世衰道微。印度佛法东来,中国僧人幡然归之。视西土印度为中国,自居为夷狄。佛之一言一行,弥不勤搜广罗,以学以问,以修以养。积而久之,乃觉佛说纷乘,不得其中心所在。陈隋以下,中国僧人乃有判教工作之兴起。从各经典各异说中,加以组织,加以分别,以求其统之所在。遂有天台华严两宗,一主内,一重外。一为一心三观说,一为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说。所持不同,难为再判。于是乃有禅宗,不立语言文字,唯主一悟。学问乃专在修养上,即身可以成佛,立地可以成佛。其说弥漫全国,历宋元明清长时期不衰。又有净土宗,只一声南无阿弥陀佛,声在即心在,一生念此,亦即此心之修养。所学在是,所问亦在是,不待再有学问。故禅净合一,乃见佛法之中国化。一自然,一人文,自悟自发,正可见中国文化传统主要精神之所在。

今若以孔子、释迦、耶稣并称为人类三大教,释迦似乎最重思维,最重自由。菩提树下枯坐不起,此即在自由思维。传其教者,亦各人人自由思维,自由创造,自由表现,而其传终不大。佛学乃终于在印度失传。耶稣教则历中古时期以迄于今,其门徒组织有教会教廷教皇,主要在能结合成一团体,能争能斗。亦可谓佛教史乃一部自由思维史,耶教史则为一部集团斗争史。穆罕默德继耶稣而起,其徒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持剑,其斗争精神乃益显。孔子之教则在修养上,学而时习之,学习即修养。有朋自远方来,同讲学,即同修养。自修自养,故人不知而不愠。礼有来学,无往教。孔子学不厌教不倦,然亦来学则教,非登门强教。故孔子非教主。释迦近如西欧一哲学家,然必出家离俗,故终为一教主。佛在教人思,耶稣在教人信,孔子则教人修教人养。此为儒、释、耶三教之大分别。唯修养中仍有思有信。耶释两教亦各有其修养。论其表现,则耶稣之钉死十字架上,释迦之离家出走坐菩提树下,孔子较之,凡所表现乃最不惊世而动俗,亦最为平易而近人。孔子之告其门人曰:“我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,是丘也。”斯其表现仍在大自然日常人生中,但有其一己之修养而已。中国社会与印度西欧之相异亦在此。

西化东来,最早已在晚明之衰世。其大量东来,则在清代之衰世。嘉道以下,中国社会即有变乱。使无西化之来,清政权亦必崩溃,此即观于中国史之传统而可知。唯西化强势逼人,印度佛教远非其比。晚明时西人东来,尚见东方而生慕。晚清时西人东来,则见东方而知易加轻侮。而中国人之向慕西方,亦远胜于其向慕印度佛法。好学心切,乐取于人,亦中国文化传统之内心积习。一百年来,自身内部变乱日烈,斗争无已,则亦西化使然。

西方文化主自我表现,彼此相争。空间然,时间亦然。后人之于古人亦无不然。故有新无旧,无传统。若谓有传统,则唯争求表现之一事。文化愈进步,表现愈新奇,斗争愈激烈。迄于最近七十年,两次世界大战接踵继起,其结果在西欧本土则已意衰力竭,相互间之斗争无可有新表现。而美苏二强,则在西欧本土之外,乃为举世相争主要之新对象。国人崇美崇苏,亦成国内一新斗争。果能急起直追,迎头赶上,西化成功,则当为中美苏三强鼎力相对之斗争。而就中国一国言,则实即一种内乱。加入西洋史,则不啻即美苏之相争。情势显然如此,其果为已走上西化道路否,亦诚值近代我国人之深思。

汤之盘铭曰: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。”乃言修养,不言表现。上自三代,下迄汉唐,中国人文传统,亦各有其日新又新之景象。然乃日新于平安,非日新于斗争。西方人乃谓中国文化传统至唐而息。其实就中国社会言,宋元明清四代,依然有其日新又新,而人物修养之新,犹有过于汉唐。北宋新旧党争方兴之际,周濂溪教二程兄弟寻孔颜乐处。私人德性修养,乃更出于公众政治表现之上。宋明理学遂为此下中国社会奠新基。程朱言涵养,象山则言先立乎其大者,阳明言事上磨练。陆王所言功夫较浅,然其重内心,不重向外表现则同。若重表现,则必论方法,不论功夫,此其别。

中国近代之崇慕西化。倘亦能如陈隋以下佛教之有天台、华严、禅三宗继起,西化仍转为中国化,晚清儒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,庶乎近之。一切相斗相争之商品武器,凡属科技,亦皆包涵在我传统之意义与价值之内,而一由我之文化传统加以运用,则宜可为利而不为害,此亦利多而害少。有志治中国史者,当求之魏晋南北朝,当求之五代宋初,当求之元清之入主。孟子所谓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愿我国人贤达其勉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