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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三 多数与少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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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

西方言民权,人人平等,故唯多数为贵。然人性终喜于多数中特出为少数。如何乃为特出?自多数言之,最易见者为财富。人拥十万百万,我独千万,斯为特出矣。故商人谋财富,其意亦并不仅为身家图享受。称为富翁,便见特出,心自喜悦。然其评价标准则终在群众之多数,此亦不可否认。

财力之上复有武力。一将功成万骨枯,则武力亦当仗多数。罗马武力震耀,环地中海欧亚非三洲,无不慑伏。雄心之满足,犹胜于希腊之富商,斯亦足以自豪。然其评价标准,则仍在多数之群众。西方近代之资本主义帝国主义,乃胥由古希腊罗马之旧传统来。

不仅如此,荷马为史诗,评定其价值者,乃为其沿途四围之听众。使无此听众,荷马亦何由成名。雅典市区有剧场,每一剧之演出,亦仗观众而成名。即至近代,莎士比亚不知其究为何人,然一剧登台,观者累月盈年而不衰,斯即成名矣。其评价标准亦在多数观众,不在作剧者之一己。其他文学,亦多以畅销书成名。

文学然,艺术亦然。近世西方画家必开画展,竞售一空,斯即成名矣。法国近代大画家毕加索言,我画之价值不在我所画,而在我画上之题名。人尊其名,即画价高昂。其评价之标准,仍在外面多数,不在内之一己。则文学艺术亦尽如一商品,必入市场,乃有价值可言。西方人重多数,则其趋势必如此。而人性之喜于群众中求表现,其例犹不止此。

古希腊即有奥林匹克运动会,古罗马有斗兽场,直至近代,种种竞技比赛,尤层出无穷。于是有拳王争霸赛,两人拳击,事何足贵,贵在有万千之观众。然使一出拳,对方即倒地不起,斯亦不足观。故拳王相击,往往双方不相上下,历十数回合,仅以分数定高下,此则拳逢敌手,愈紧张愈动看。实则一两分上下所差无几,而拳王之荣座,即在此十数回合中之一两分上。既得名,又得利,人生无上光荣即在此。然一过三十,则务求急流勇退,又岂能终其生登拳王宝座而不退者。然则人生价值,岂真在此三十年前之刹那间乎。但多数群众喜观此刹那间,则价值亦即在此刹那间。

拳王之外,有歌王。歌之为技,岂论胜负。而歌王之得名,终亦定于多数之听者。入场券可稽,券多售即获利多,享名大,歌王之名亦定。然多数听众之兴趣则易变,惯听则厌,骤听则觉新奇。别有哗众取宠者出,而歌王宝座亦易位。故歌王亦常有后生新秀起而代兴者。凡西方之喜新喜变,乃多以博取群众多数一时兴趣为主要条件。

赛拳赛歌之外,又如赛马赛车。群马奔驰,众所乐观。其到达终点,仅一头之差,而胜负定。赛车亦多争在分秒间。其他各种竞赛,胜负之分亦甚微。亦有赛程已毕,胜负不分,乃延长若干时,甲队得一分,乙队即告负。果使再延长,焉知乙队不转增一分。要之,胜负多暂定于侥幸,具何价值,又当别论。人生如儿戏,富强岂即人生真价值所在。赛拳、赛马、赛球、赛车,循至如登高山,游大海,空中飞行,饮啤酒,吃生蚝,吸鼻烟,人生一切事皆可赛。然果能化世界各大都市尽成为大运动场,化世界第三次大战为一奥林匹克大会,岂非西方文化之终极理想所在,人类莫大幸运之所系乎?

唯人生即过分崇尚多数,终亦不免轻忽少数。而少数则诚有杰出于多数者。在古希腊之雅典,即有苏格拉底在街道上宣讲哲理,遂以招忌,竟入狱判死。岂能亦如唱诗演戏,仅供大众之娱乐。罗马统治之下,耶稣渔村论道,信徒十三人,终亦与两盗犯同上十字架。其徒转入罗马城,潜为地下活动,听众愈多,信徒日增,上撼帝国政府,皇帝亦转信其教。信耶稣,抑信地下群众?自少数转而为多数,其形势乃大变。罗马帝国崩溃,罗马城独有教皇递传弗绝,以迄于今。教皇非即耶稣,乃为群众多数所仰望,遂为不可侮。非耶稣教言不可侮,乃多数信徒之势力不可侮而已。耶稣言,凯撒之事由凯撒管,耶稣不与凯撒争。教会中拥戴一教皇,斯则宗教亦凯撒化,而于是有政教之相争。西方中古时期以下之一部政教相争史,其与奥林匹克运动会之种种相争,有其异,亦有其同。要之,其同属西方文化传统,则迄今无变。

政治本为大群中少数人之事,革命则为下层多数与上层少数争。英法两国皇帝皆上断头台,亦如苏格拉底之下狱判死罪,耶稣之上十字架,不论其间相异处,实同是多数得意,少数被压制。今日已为民主政治,少数政治人物皆受多数拥戴而起。然美国大总统任期四年,期满需再选,连选得连任,亦仅两次八年而止。非遇国家有大事变,多数急切感有需要,则不易竞选第三任。英国首相无任期,一旦国会中多数投不信任票,唯有解散国会改选。果改选后,仍不获多数信任,则唯有退职一途。多数则总喜变换一局面,一新耳目,或无理由可言。如邱吉尔在英国,当世界第二次大战时,厥功甚伟,战事方毕,即不获再当选。非邱吉尔更无连任之价值,亦当时多数人心之喜变而已。

故言民主政治,必兼言法治。其所谓法,亦以保护多数,抑压少数。即一国行政首长,亦称曰公仆,其他政治人物,亦同为仆可知。麦克阿瑟不失为近代军人中一杰出人物,当南北韩战争时,始终不敢轰炸鸭绿江大桥,乃遵杜鲁门总统之禁令。然仍不免阵前撤职,以一老兵资格返国,深受纽约数十万市民之欢迎。要之,其奉命守法,亦当为被欢迎之一条件。又英国分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三部分,美国自十三州扩大至五十一州,各自分裂,并不受中央严格之统制。可见民主政治终为一柔性的平弱政治,非为一刚性的强硬政治。其上层之统治权,必日削日缩,而其下层之选举及议会表决权,则日扩日大。尤其罢工潮,风起云涌。更如美国早期之黑奴,转升为选民,亦同为美国之主人翁。在被歧视之心理下,既缺乏适当之教育,而生齿日繁,救济金日益增,选举权亦日益普及,今已有黑人竞选副总统,不久将来或可有黑人总统出现。黑白人多少数之消长,亦堪为美国当前一隐忧。

至于一辈大学名教授名学者,自属人群中之少数,乃都绝不抱政治野心,躲避一旁,理乱不知,黜陟不闻,此亦受多数之抑制。参加竞选,恐绝不为多数所拥戴。至于辞世而去,沦为一陈死人,其为群众大多数所忽视,更不待论。故西方史学最为后起,亦受此崇尚多数之心理影响使然。

转论中国则大不然。中国人崇尚少数。前人之称述于后世者,则尤属少数中之少数,乃尤受国人之崇尚。孔子曰:“述而不作,信而好古。”以此语之西方人,将难获赞同。即中国多数人,亦难了其深意。故孔子曰:“人不知而不愠。”又曰:“知我者其天乎。”又曰:“莫患不己知,求为可知。”此亦决不求为群众多数人所知,即求之少数人,亦非必相知,则唯有期于上天之知。故孔子三十而立,即求超乎此群众多数而自立。四十而不惑,即不再惑于群众多数。五十而知天命,则知己之所立,乃受命于天,非多数人可知,其意亦甚明矣。此意即道家亦言之。故曰:“知我者稀,斯在我者贵。”唯儒道两家并为后世所尊,则中国文化传统崇尚少数,亦据可知矣。

以言文学。古诗三百首,雅颂施于宗庙朝廷,其为上层少数中人作,亦流传于上层少数间,可弗论。即十五国风,有出自里闾民间者,然经列国君卿大夫采录润色,亦流行在上层,不再属多数。孔子作春秋,笔则笔,削则削,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。游夏乃孔门文学之徒,游夏尚然,其他可知。及汉代司马迁继孔子春秋作为史记,乃曰:“藏之名山,传之其人。”则其不求人知之意,亦昭然若揭矣。

以言音乐。伯牙之知音,亦仅钟子期一人,下里巴人绝不能与阳春白雪同类等视。则文学艺术之一切评价,绝不在多数亦可知。汉代有司马相如,以辞赋擅盛名,扬子云效之,亦名闻当时。久而悔之,曰:“雕虫小技,壮夫不为。”乃效论语为法言,又效周易为太玄。其友笑之曰,太玄人莫晓,当以覆酱瓿耳。扬子云曰,无害,后世复有扬子云,必好之矣。扬子云之见重于后世,乃更胜于司马相如。但孔子则曰:“知我者其天乎。”大圣人大文学家,品格高下,此亦其一端。

孔子又曰:“古之学者为己,今之学者为人。”为己之学乃贵纳己于道。道者,人生大道,古今上下尽人当然。则乃贵其最多数之同然,此必求之最少数。但士为知己者死,女为悦己者容。钟子期死,伯牙终身不复鼓琴。则人生为人,果为少数,尚有快乐可寻,亦有意义价值可言。果必为多数,则将无言可立,亦无德可成。孔子曰:“道之不行,我知之矣。不仕无义。”出仕亦行义,治平为多数,亦即己之大德。张横渠言:“为生民立命,为万世开太平。”而岂多少数财富权力之足计。依仗外力,亦绝非中国人所谓之为人。

初唐诗人陈子昂有诗曰: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,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。”此乃中国大文学家之志气。前之作家已作古,后之作家未出世,当我此生,多数群众谁欤知我。则天地悠悠,唯有抱一怆然独立之感而已。人生最少数为一己,中国人生大道,其最所宝贵者,亦即在此一己。韩昌黎倡为古文,亦曰:“好古之文,乃好古之道。”又曰:“千里马常有,而伯乐不常有。”当其生,来从学者,不过三四人。下历两三百年,北宋欧阳修起,而古文始大行。是欧阳修乃始为韩愈之伯乐。苟使对韩欧间一番情意不认识不同情,则何从来读一部中国文学史。

南宋诗人陆放翁又有诗曰:“斜阳衰柳赵家庄,负鼓盲翁正作场,千古是非谁管得,满村听说蔡中郎。”此负鼓盲翁之来此村庄唱说蔡中郎故事,有似于古希腊荷马之唱史诗。其所唱亦赵五娘张老爹之流,心存讽劝,有裨教化,较之荷马之仅唱恋爱战争神话以博众欢者有不同。然蔡伯喈何尝有此故事。放翁亦南宋一文学家,心存好古,情切求真。而村人所喜,此千载以上之往事,又何从去管其是非。

元代之剧曲,有明之说部,接踵迭起。此等弹词戏曲小说,始与西方文学依稀仿佛可相比拟。然在中国文学史中,此等终视为稗官,为闲书,仅供群众一时之消遣与娱乐,不得与上乘正统文学为伍。金圣叹放诞高论,乃以西厢记水浒传与骚庄马杜同列为才子书,但亦未为后人所遵奉。近代国人则竞慕西化,遂喜捧西厢记水浒传,认为如此始是真文学。群斥中国文学正统如骚庄马,谓其是古文,是死文学,是封建文学贵族文学,不得与近代之白话文学、活文学、平民文学、社会文学相提并论。其间乃可见中西文化传统一大分别,一尚多数,一尚少数。最多亦只能说是各有得失,乌得谓在彼者尽是,在此者尽非。

政治亦然。人群中必有智愚贤不肖之分,愚不肖常占多数,贤智常占少数。中国提倡贤人政治,贤人乃可代表群众民意之深处,多数则仅能代表民意之浅处,即有贤人政府,则不须再求崇尚多数之民主政治。中国人言天赋人性,不言天赋人权。孔子曰:“性相近,习相远。”又曰:“十室之邑,必有忠信如丘者焉,不如丘之好学。”忠信属天性,平等相近。唯人文社会须有学,学有广狭深浅。故“千人之诺诺,不如一士之谔谔”。是非得失又岂得以多少数为定。故又曰:“贤钧从众。”在少数贤人中而有意见相歧,则始从其多数。实乃少数中之更少数。

道家尚自然,但亦不讳言少数。少数中有孔子,亦可有盗跖。道家乃以孔子与盗跖并举,而曰:“圣人不死,则大盗不止。”但其自修为人则仍贵为一少数,不贵取法于多数。故道家言政治领袖亦仍言圣人,则其尊少数可知。儒家主性善论,认为社会中出一孔子自可减少盗跖之产生。孔子之告季孙氏曰:“子为政,焉用杀。”则孔子不诛少正卯可知。故政治重教化,重领导,不贵仗法律制裁。孔子又曰:“听讼吾犹人也,必也使无讼乎。”人群中能无讼,则又何大盗之有。此乃儒家思想。至于荀子主性恶,韩非出其门,乃兼道家言而转主法治。然韩非亦崇尚少数,与西方人所言法治仍不同。故自中国传统文化言,则韩非不如老子,而老子犹不如孔子,其间自有一衡量标准。自近代国人论之,乃唯韩非是尚。

中国人言政治尚少数,主尊君。君乃一国政治之元首,尤少数中之少数。然君亦有道,苟失其道,孟子曰:“闻诛一夫纣矣,未闻弑君也。”孟子又曰: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”若以今日西方观念言,则民权为上,神权次之,君权尤其下。中国人则言天生民而立之君,政治乃为民众而有,少数亦为多数而有,而多数则当尊少数,民亦当尊君。不仅尊君,即臣亦当尊。孔子唯慕效周公,出仕为臣,非欲为君。若人各求为君,则启争道。孔子曰:“君子无所争,必也射乎。”射乃中国一礼,礼贵让,不贵争。中国言礼治,不言法治,亦贵让,不贵争。从政为臣如伊尹、周公、孔子,皆尊君。无意为君,非无意行道。自秦以下,一部中国政治史,慕为伊尹、周公、孔子者何限。而近代国人,又必讥斥之谓儒家仅有意为一官僚,为专制君主撑腰助势,曾不闻西方民主政治之美意。如此言之,则中国自民国以前所未闻于西方者多矣,自黄帝、尧、舜以来,四千年全部中国政治史,岂不尽成一片黑暗。

少数人之可贵在其能。心在大众,能为大众谋,能领导大众共趋一大道,而志不在为小己个人谋。孔子曰:“士志于道,而耻恶衣恶食者,未足与议也。”孟子曰:“忧以天下,乐以天下。”范仲淹为秀才时,即以天下为己任,亦曰: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故此少数人,乃能代表多数。中国社会士、农、工、商,士最少数,而居四民之首。士希贤,贤希圣,圣贤则士中之尤少数。此与西方崇尚多数民权社会大不同。社会不同,斯政治亦不同。此意在近代,唯孙中山先生知之。五权宪法中,有考试权与监察权。中国考试由察举来,察举、考试两权皆操在上层从政者之少数,不操之在下层社会之多数。察举、考试之用意在选贤与能,果使多数人来负此选贤与能之责,则其事当不易胜任。中山先生言,一大学教授与一洋车夫出街竞选,此大学教授恐难当选。故在五权中,特设考试权。不仅被选人应先由考试通过资格,即选举人亦然。显与天赋人权,人人平等之说法,大相违异。故西方民主政治必尚普选,而五权宪法中之考试权则对选权加以严格之限制。

又中山先生似不主有党。彼谓国民党即是革命党。此意乃谓在革命时应有党,一俟革命成功,经军政训政而至宪政阶段,则不须再有党。在民主宪政完成后,须多党,抑两党,抑一党专政,中山先生都不言及。果经严格考试,选举已成少数人事,君子群而不党,又何必分党以争。

五权中于立法权外,又增监察权。自中国政治史言,监察权无所不及,立法行政一切均应不断在被监察中。唐代中书省偏近立法,门下省即偏近监察,而尚书省则偏近行政。上推汉代,宰相偏近立法,九卿偏近行政,而御史大夫即偏近监察。在中国人观念中,立法、行政、监察当分三大部,司法则只在行政中占一部分,远不能与监察相比。唯立法与行政,则其事甚难显然划分。西方国会,实是一审议机关,最先唯租税一项必付审议,此下凡须经审议者,皆由宪法规定,则何得目此为立法机关。如美国之总统与英国之首相,凡负全国行政首长之权位者,岂不已兼立法与行政两权而有之。如美国总统卡特,废止承认“中华民国”,改与共产政权建交,此非一种绝大之立法事项乎?然其权在总统,不在国会。国会仅负审议之权,而仍不能不承认此一立法之有效。建交如此,宣战亦如此。其权皆在政府。国会之权,则甚有限。

西方政治上之有国会,亦仅对政府有其一种审议权而止。国会代表民众,显然为民众多数监督政府少数之一机构。而在中国,则立法、行政、监察三权,胥由政府分别担任。唯设官分职,职与位有其不同而已。君亦一位,唯君若无职,故在历代职官表中不列君。而立法、行政、监察诸权,亦皆不在君职之内,则君仅乃一虚位。故曰:“尧舜之有天下,而若无与焉,民莫得而称之。”尧舜即悬为中国君道之楷模,后世中国贤臣莫不盼其君之为尧舜,则亦望其主持大计,不实际多参预政事而已。但中国人乃绝不倡言虚君,为君者亦得预闻政事,然政府一切立法、行政、监察诸项,则皆有分职,为君者不得越位而侵之。汉有宰相,有大司马,有御史大夫,有九卿。唐有中书省、门下省,与尚书省之六部。各有职责。又有言:“将在外,君命有所不受。”然则中国自秦以下,不近于西方之虚君制,即近于西方之君主立宪制。以中国历史上之君权,较之近代英美之总统与首相,其权迥不相侔。唯中国之君位为独尊,而西方之总统与首相则有权而不尊,如是而已。

故西方政治可谓主要在去其尊,而争其权。其所尊,则国旗、国歌。英国尚有君,其君之得尊,则亦如国旗、国歌而止。中国政治可谓主要在定其尊,而泯其争。今日国人则竞曰此乃一帝皇专制之政治。则何不一读自秦以下之中国政治制度史,如唐杜佑通典以下之三通九通,何一制度乃由帝皇所制定?何一制度乃不见君权之限制?唐太宗曾欲一读当时史臣所为国史记录,其意乃惧国史所载流传后世,或将见讥及君,是亦可谓一贤君,然当时史臣竟拒而不许。此等故事,在西方政治史上亦曾有类是者否?近代美国大总统,当其去位以后,必写一回忆录,亦必为一畅销书,出版商竞出巨款相争取。即如最近之尼克松,以弹劾退位,乃亦得写一回忆录,亦博取出版商之巨款,国会无权禁止。中西文化传统不同,国情不同。中国国君不自发议论,自表意见。即读历代诏令可见,更何论著书作自传。

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民权一讲,重言申明,权在民众,而能在政府。此一观念,则仍是中国观念。果使民众无此能,又何得有此权。今日国人则竞谓有此权,斯即有此能。如选举,民众有此权,但岂真有选贤与能之能。故西方民主政治必由政党操纵,政党之操纵人,即已属少数。故美国两百年来历任大总统,其真贤真能者,亦只华盛顿、林肯等少数而止。贤能总在少数,能知尊少数,始可望贤能之时出。若仅知尚多数,则唯有限之以法。孟子又曰:“徒法不能以自行。”则行使法治,亦仍贵有少数之能知此义者。举世诸民族,唯中国人知此,故能成为一广土众民之大国,传世绵延迄于五千年之久。此即具体客观之明证。故一部中国政治史,乃中国文化传统中一大成就大贡献。今日国人,知者其谁。中国古帝王有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,今日国人不信,目之为是托古改制之一片谎言,而孔孟则真不失为助长君权造谣欺世之大奸。于是而有自秦以下两千年来之帝王专制,中国民族乃亦诚为一卑下无能奴性深厚之劣等民族。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其首即为民族主义,此乃指有五千年深厚文化传统之中国民族言,非专指当前国人言。林肯解放黑奴,大义昭然,但其许黑人以平等选举权,则尚可商榷。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,绝不当与林肯之民有、民治、民享,相提并论,浑为一谈。中山先生又特唱知难行易之说,知难即属少数,行易则属多数。然则果当重多数抑重少数,中山先生之意亦可知。

中庸有言:“尊德性而道问学,致广大而尽精微,极高明而道中庸。”广大面中庸面,乃大群中多数人所处。多数所同,乃在其先天所赋之德性。能于共同德性上继续加以后天之问学,则属少数人事。能向少数人问学,又能向已往古代少数中之更少数人问学,问学不已,始可于广大中发见精微,于中庸上表显高明,而后乃始群学大昌。中国民族乃于天下人群中独知尊少数。然就一时一处言,少数之不胜多数,亦屡有之矣。则宜乎今日国人之无以自处于斯世,而唯古人之是罪矣。然吾古人则已为吾中华创成此一广土众民之大国,其贤其能,亦可谓已在并世各民族中最占上乘。今日国人方竞尚西方之崇尚多数,而不知吾民族之独当崇尚。此又吾今日国人所当深切反省之一事。

(二)

中国人重少数,西洋人重多数。其实此乃重抽象与重具体之一分别。多数人仅知具体,唯少数人乃能知抽象。如言生命,多数人仅知食衣住行一躯体之生命,独少数人乃知天命与人性之为生命。中国人重少数,故重言道。西方人重多数,则仅言理。中国人能举其共通处,而西方人则只指其分别处。如中国人言天,乃一共通体。西方人则言上帝天堂与灵魂,皆天体中之分别处。故中国人不能有如西方人之宗教信仰,而西方人亦绝不能有如中国人之天道观。

唯其中国人重抽象,故多言其共通处。此一时,彼一时,此一地,彼一地,皆可有其相互共通之处。故孔子言继周已往,虽百世可知。百世已达三千年之久。三千年前人,已可知三千年后事。故中国人好言常,轻言变,乃若无进步可言。此之谓达观。由一己即可推而知大群,由当前即可推而知古今。此等知识,只能为少数人所具有,故曰先知觉后知,先觉觉后觉。而中国之圣人乃能为百世师。

西方人重具体,则此刻无以知彼刻,此处亦无由知彼处。故其尚多数,又必为短时期之多数。纵云信赖多数,亦必为短时期信赖。稍隔几年,此多数又必变。三年前之多数,三年后已必变,不可信,故必三年一选举。而西方人乃无一三年以上继续可行之大道。换言之,西方人生乃短行程的。如希腊、罗马、中古时期、现代国家中之英、法与当前之美、苏,皆短时期必变。然则今日以后,又当为如何一世界,此则无人能知,亦唯上帝与耶稣始知。故西方科学之与时俱新,依宗教家言,实乃凯撒事非上帝事。凯撒事,上帝所不管。则可谓宗教与科学从西方文化言乃同一规辙,实无二致。近代人言自由平等独立,岂不信仰上帝与科学创造,同属其内,更无越出乎。

西方人重随时变,故重物质。中国人重常不变,故重精神。今人言宗教精神,又言科学精神,其实乃会通中西双方观念言之,始有此。西方之宗教与科学,皆具体可指可数,在其具体以上,别无精神可言。如最近通行之电脑,岂真如真人之脑,有何精神可言?又如大量杀人之核子武器,亦只可谓其有能力,不得谓其有精神。即如上帝与耶稣,亦只可谓其有能力,不得谓其有精神。能力始是西方观念,精神则属中国观念,两者绝不相同。

故中国人言智慧,而西洋人则言知识。知识乃知具体分别的,智慧所知则抽象共通的。故凡属具体分别事,中国人皆不之重。如言富贵,即具体的。中国人言:“贫而乐,富而好礼。”乐与好礼,乃属融通抽象的。如颜渊之一箪食,一瓢饮,居陋巷,而不改其乐。箪食、瓢饮、陋巷,虽具体,颜子之乐则系抽象。人人可以慕而效之,举世千年皆然。

中国人重少数,故于大群中有圣贤,先知先觉,先得吾心之同然。西方人重多数,乃无中国之人品观,无等级之分,人人平等。举手投票,仅论多数。果使千万人同投一票,票数相等,仅一票之差,孰从孰违,亦由此一票而定。此一票,当可分属任何人,非特定于某一人。虽亦下愚一最无知识人,其所投之票,亦与上智所投票,同有分别从违胜负之力量。其所重,实在票不在人。故曰平等,其真义乃在此。若在中国,则颜渊已不能与孔子相平等,何论其他七十二贤。既不平等,乃亦无可言自由与独立。故孔子虽曰“学而时习之”,必又继之曰“有朋自远方来”。既曰“学不厌”,又必继之曰“教不倦”。颜渊则必曰:“夫子步亦步,夫子趋亦趋。”非好学不倦,又何得为颜子。故中国人论道论人生,首言仁。仁不见于单独之一人,必大群同居乃始见。朱子言:“仁者,心之德,爱之理。”西方人仅知言爱,不知言仁。犹其仅知言心,不知言德。故西方列国数千年来,乃独无一仁字。中西文化不同,即此可知矣。

又西方人本以个人主义为人生之实体。个人既独立为生,社会群居与相对立,故又有社会一名词。在中国,则生命本属群体个人不能单独为生,仁则此心始合大群之生命体。生命中有身家国天下之别,而独无社会一名称。曰身、曰家、曰国、曰天下,人群大生命有此四大分别。一心之仁,可以包容无遗。既无个人生命可言,乃亦不用与个人相对立之社会一名称。西方人言家言国,亦个人聚居为生。所谓家与国,亦如一社会,乃其个人生命所在一分别之名称。而西方乃独无天下一名称,仅有国际一名称。个人相聚为生,有法律规定,以免其相争无底止。国与国亦然,乃有国际公法。中国人观念,则生命乃一大群体,或见之于身,或见之于家与国与天下,外在有大小之异,而实同此一生命。唯此生命,乃属抽象性,非具体性。西方人无此生命观,故无中国之仁字,乃有中国人所不用之社会一名词。

近代国人以西方人用社会一词,又用法律一词,乃称西方人有公德心。不知由中国观念言,可谓有公道,无公德。道必属于公,德则属于私,公私则相通。由各人之私德,发而为大群之公道。故论语言:“志于道,据于德。”非各人之私德,即无以成大群之公道。今国人则以西方人之守法谓公德。不知德必内属心,无公可言。法则外于心,而强心以必从,乃无德可言。西方人本无德之一观念。德者,得也。西方人所得,皆属外在具体物质方面者。中国人所得,乃有在心体之抽象方面者,而名之曰德。此皆不得不加之以明辨。

又中国人言礼,礼即一生命之体。唯身之为体,属于具体,而礼则为一抽象之体。礼之抽象存在,即其心之仁。故曰:“人而不仁如礼何。”人生未有外于仁而可以为礼者,法则可以外于仁而立。西方重个人主义,乃重法。中国重群体主义,则重礼。故曰:“相鼠有体,人而无礼”,此见礼乃人生之抽象体。大群人生之有礼,则犹如一鼠之生命之有其体。礼即人生之体,即据此诗句而自见。今人乃又以礼为法,一若礼法相同,则又无中西之辨矣。

今再言公私。西方人之生命,既属个人主义,乃有私而无公。制为法律,以公限其私,故其为国民则曰公民,国际立法乃称公法。中国则生命即一至公之大群体,故有公无私。私则属物质方面,如身为一人之私,故曰私身。但家、国、天下则均非私。如言私家,则父母岂为一子一女所私。己有兄弟,则父母已非一人所得私。又父母亦有兄弟姊妹。人有父母,又有外父外母,又有伯仲叔季之诸父,乃及母之亦有姊妹兄弟为诸舅诸姨。专推父母一伦,即可广大无涯,岂独专于一父一母而已乎。故中国之孝道,乃一极广大之道。而德则限于一身一心,无可推广为公德。如舜之孝其父,乃可推及其嗣母,并以此心推及于广大人群,而成为一大仁之心。但舜之德,则独为私有。舜有此心此德,不得谓即其弟象亦所同有,而成为公心公德。其弟象若亦欲如舜之孝,则必象之自修其心其德,而成其为象之孝。故中国人之道德,实即公私之辨。老子言“失道而后德”,此谓失其公乃有私。其实则本之德乃有道,本之私乃有公。人生必由私以及公。故修身养性,乃中国大群人生大本大源之所在。

今再言本源之辨。中国人生之大本大源,则尽在其一己之si处。孔子曰:“为仁由己,而由人乎哉。”己即其si处,仁即其公处。德即其si处,而道即其公处。西方人主个人人生,乃从社会大群中立法,以限制此各别个人之人生,则公私为对立的。中国人则以大群人生为本,乃从大群中之个人生命为此大本之分支。故个人之私生活,各尽其礼,以达于大群生命之共体,则积极为公,公私乃一贯相通,无可分别。中国人之言性命即此义。故权利可分别,而性命则无可分别。法治乃为权利,不如礼治之为性命。此又中西生命与文化一大不相同处。

今再言同异。西方个人主义必尚异,非相异无以见其相互之个性。但相异必相争,尚多数乃以平息争端,则其尚多数乃人为一法治,非生命本质。中国乃大群人生,故尚同,其重少数乃谓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。故中国重师教尤重于法治。其在西方,天堂中无数灵魂,一上帝独司其惩罚。此上帝即为一专制独裁者。其独生子耶稣,降在世间,乃谓凯撒事凯撒管,则凯撒亦得专制,故耶稣终于上十字架。其后耶稣信徒在罗马作地下活动,甚至凯撒亦不得不信耶稣教。此下民主政治之尚多数,渊源即在此。故尚多数,乃一种政治运动,实为自然生命一对抗一反动,非生命之自然。中国人尚少数,先知先觉,先得众心之同然,则中国之尚少数,乃含有尚多数之真实性。故中国人言大同太平,皆非西方人所知。抑且西方之尚多数,实系相争一手段。唯其尚异,乃重多数。中国尚同,乃重少数。中国人之所谓相反相成,乃如此。

西方科学亦以数学为基础,一切科学脱离不了数字。中国科学则以时为重,不以数为重。时乃富生命性,数则无生命性。一曰质,一曰量。中国人言气质,西方人言数量。如中国农业米麦豆蔬皆重质。西方商业交易则更重量。西方人之所谓进步,主要则皆在数字上。如原子弹杀人最多,斯为武器中之最进步者。但在人道中言,则断非进,当成为一大退步。中国人言进退皆重质,此岂西方人所知。

近人又讥中国为多神教。不知西方唯独上帝一神,即成专制独裁。中国则上帝外尚有山川诸神,又有城隍土地,到处皆神,乃为分职群治,而非专制独裁。

中国于政治之上,尚有教化。师道尤尊于君道。然人之患在好为人师,中国之为师者,乃由从学者自加择取。故孔子既言“学而时习之”,又言“有朋自远方来”,中国五伦,君臣一伦外,有朋友一伦。师道则即在朋友一伦中,故曰“三人行,必有吾师焉”,盖师乃由为弟子者自由择取之。如西方教皇,又必由大主教选举,由多数中选出此一人来。倘在春秋时,由鲁国大众来选一师,则孔子恐终不中选。或如子贡,其庶几近之。故中国无选举,倘有之,必由少数选,不由多数选。而此少数,则由指定,非由多数选出。西汉时代之有选举即如此。此又中西文化之大相异处。

中国亦有科学,远起墨家,大成于阴阳家言。阴阳本于天,又言五行,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,则本之地。会合天地万物,求其相通之用处,故曰格物。格有限止义,亦有到达义。物各有其限止,亦各有其所能到达之处,故曰格物致知。则中国人认为人类知识乃由格物来。但中国人言知识与言性情不同,性情本于天,而知识则创自人。故自格物致知,而达于正心诚意,乃自知识上达于性情。可谓由人以达天。若依西方言,则当自科学上达于宗教。但西方则宗教科学各自平等,自由独立,互不相关。故中国学问必归于一,故尚通。而西方学问则达于多,各尚专。专此专彼,各相异,宜必相争,而无和可言。能和则能平,不能和则唯有尚多数,乃可屈指计数而得之。是非曲直皆在此。

今再言穷与通。西方人主个人主义,故重分别。中国贵大群主义,故主会通。庄周言:“一尺之棰,日取其半,万世不竭。”此则数学而通于哲学矣。果能日取其半,是必有其他一半之存在。然其半太微,乃不能复以半取之,但非已竭,乃只不可分而已。读中国思想史,中国先秦诸子亦各自分家,相互独立,最后则汇归于儒道两家,而终得其大会通。若如中国例,西方宗教必当汇归于科学,科学亦当汇归于宗教,而西方则终不能有此趋向。中国学问必相通,犹如做人亦必其道相通。故中国无专门学问,亦如生命无个人主义。凡西方各项专门之学,在中国传统中均不得有其存在之地位。苟有存在,则必相通。在中国则称此曰艺,亦即术,而儒学为其代表。故儒为术士之称。又曰:“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。”大者曰六艺。艺即术也,术即艺也。中国一切人生,可谓之乃艺术人生。中国一切学问,亦可称之为艺术学问。一切知识皆艺术,必具一美性。

西方人分真善美为三大类,在中国则三者亦相通。得其一,即可通于其二。未有真而不善不美,亦未有善而不真不美,并未有美而不真不善。故中国无此真善美之三分法,仅以一诚字尽之。而真善美则胥在其一诚之中。西方艺术亦为一专门之学。苟既不获兼顾旁通,在中国则不得谓之艺,亦不得谓之术。故中国人则言道艺,又言道术。在西方则并无此一道字,而艺术亦成为一专门。专门则穷而不通,又乌得谓之为艺术,在中国则诚不辞之尤矣。即一语一字之微,亦可证文化大体之异同。今若以中国人语,谓宗教乃西方文化中一艺术,科学亦西方文化中一艺术,则庶乎近之。故艺必贵能游,游即互相灌溉,互相融通,而不贵其自封自闭于一技一能之内。

近人又言中国人好静,西方人好动。其实西方言专门即主静,中国人尚通重艺术即主动。如艺五谷,静在畎亩中,岂不日有生意动向。故中国人能静中有动,而西方人则唯有一动,反见其为静而不变矣。无生意之动,岂能与有生意之静相比。即此亦可观中西文化之相异矣。

如此拉杂言之,将无所终极。姑止于此,以待读者之自为寻索。此亦多少数相比之一例。故中国人不贵多言,而此文之拉杂,则亦终不免其为趋于西化之例矣。中国人则必有所止,乃能无穷。姑止于此,庶其稍有当于知止之一义。有极而无极,此之谓太极,读者其深思之。